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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期间，实施严厉的特务政治，以暴力手段巩固其独裁统治。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，称其比明末东厂西厂更为猖獗。自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蒋介石便通过特务机构打压异己、破坏中共组织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特务活动愈演愈烈，尤其是在贺耀祖成为军统局长之后，他虽然没有特务经验，却在这一职位上大展拳脚，进行了一系列特务行动。在这种政治环境下，贺耀祖的角色与选择令人深思，他是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中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的？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。
贺耀祖于188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，父亲是一位地主。自小在家族开办的私塾学习，他六岁时便开始接受传统教育，十二岁时进入玉谭书院深造。贺耀祖从小展现出强烈的同情心，常常对乞讨者施以援手，甚至在乞丐向他家乞讨时，时常盛一碗米送给他们，这种行为虽受到家人的责备，却使他在邻里之间赢得了口碑。
1905年，他离开故乡，前往长沙学习军事，入读湖南陆军小学。1909年，贺耀祖进入武昌陆军中学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。他首先进入振武军事学校，正值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，贺耀祖也随之加入，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活动。
1912年，民国成立后，同盟会的领袖黄兴对这位年轻的湖南人十分看重，资助他继续在日本深造。贺耀祖此时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未能参与国内的反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。1916年，贺耀祖学成归国，正值袁世凯称帝之际，护国战争爆发，他毅然加入湘军，参与了这场捍卫国家独立的斗争。
1917年，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企图以武力统一南方，孙中山则在滇桂军阀的支持下建立护法政府，贺耀祖在湘军中担任团长，积极参与抗击北洋政府的战斗。1920年，湖南督军张敬尧被推翻，谭延闿第三次登上湖南的权力舞台，但几个月后又被心腹赵恒惕取而代之。赵恒惕任命贺耀祖为湘军旅长，贺耀祖因此成为其得力助手。
1923年，谭延闿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发起反攻，湘军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斗争，贺耀祖对赵恒惕忠心耿耿，未受谭延闫的拉拢，奋起与敌军作战。最终，在吴佩孚的支持下，赵恒惕成功击败谭延闿，贺耀祖因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而升为师长。
1926年，赵恒惕被唐生智赶下湖南省长的宝座，唐生智为了打击赵恒惕的旧部，在长沙摆下鸿门宴。叶开鑫意识到唐生智的阴谋，选择不去长沙，而贺耀祖则选择投靠唐生智。此后，唐生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，率军反攻长沙，被迫投靠国民政府，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贺耀祖担任第二师的师长。
在加入国民革命军后，贺耀祖带领部队向江西的九江进发，攻打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。九江被攻克后，贺耀祖负责当地治安，面对英国军队因保护租界而派兵干预，他果断派出一个团与英国水兵交战，成功击退敌军，并与英国代表进行谈判，接管了九江的英租界治安。
随后贺耀祖继续向安徽进发，攻克巢湖，最终升任第四十军的军长，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贺耀祖在战斗中的表现使他赢得了同僚和下属的尊重，同时也在历史的洪流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与领导能力。
在第二次北伐期间，贺耀祖作为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，带领部队与其他两个军团联手，成功击败了直鲁联军，随即进入山东，1928年5月初，北伐军抵达济南后，贺耀祖面对日本军队的挑衅，提出针锋相对的对策，这与蒋介石的忍让态度产生了明显的矛盾。
5月3日早晨，日军突然袭击了城内的北伐军，贺耀祖指挥部队奋起抵抗，甚至一度将日军压制在工事之中，日军随后改变策略，声称是误会，蒋介石选择了妥协，命令北伐军逐步撤出济南，这一决定导致局势急剧恶化。随之而来的是，蒋介石迫于日军压力，解除贺耀祖的第三军团总指挥职务。这次事件让贺耀祖感到深深失望，他一度请病假，前往上海休养。
1931年12月，贺耀祖接到调令，前往甘肃履新。当时红军正经历艰难的长征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国民党以政治犯的名义囚禁于黑暗的监狱中，与他们一同被关押的，还有许多进步青年。
贺耀祖上任后，对这种行为深感不满，他认为在国家危难之际，所有中国人都应团结一致，抵御外敌。因此他开始采取行动，设法释放了几位红军的重要干部及其他被冤屈的人士，甚至大胆地拨打蒋介石的电话，请求释放被拘留在西安的红军战士。
1937年4月，贺耀祖被任命为兰州行辕主任，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。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，兰州作为甘、宁、青、新四省的交通枢纽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也是通往苏联的主要通道。因此，中共在此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，负责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，办事处主任是与贺耀祖关系密切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。
尽管当时在兰州的许多国民党人士对抗日合作表示赞同，贺耀祖也是极大的支持，他赠送给谢觉哉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徽章，还特意允许谢觉哉自由出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，打破了双方之间的隔阂。
得知兰州有少数人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存在抵触情绪，贺耀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：“对于共产党员不应有恶意的猜忌，这只会分散抗敌的力量。我们应该在共同的目标和行动下，共同应对国难，绝不要互相摩擦，以影响国家的前途。”他力求团结力量，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抗日形势。
在兰州的监狱中，关押着许多红军西路军的失散人员，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，有的被监禁，有的被迫劳动，还有的则被迫改编为国民党部队。中央指示谢觉哉尽快营救这些人，贺耀祖对此积极响应。
在贺耀祖的影响下，他的夫人倪斐君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在兰州，她发起成立了“甘肃省抗敌后援会”，并创办了《妇女旬刊》，号召更多女性参与抗日宣传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作为贺耀祖的妻子，她利用自己的身份，保护了不少进步人士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。
1938年，贺耀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并晋升为军统局局长。对于蒋介石的安排，他心中明了，此举不过是为了平息外界的批评，给戴笠撑场面，同时也是为了使国民党资深元老没有反对的理由。面对这种权力的微妙平衡，贺耀祖深谙其中的道理，他选择了明哲保身，毫不插手军统的具体事务，完全将权力交给戴笠，保持了一种表面的和谐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贺耀祖在处理多个事件时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，他心中开始向共产党倾斜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各族人民和不同战线的民众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，然而蒋介石却高举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旗帜，意图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同胞，这让贺耀祖感到强烈的不满与失望。
为了维护这个原则，贺耀祖与蒋介石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，然而在妻子的劝告下，他选择了忍耐，以保存自己的实力。蒋介石察觉到他的态度有所缓和，便继续对其加以重用。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，贺耀祖才得以利用其职权，暗中向共产党送去大量的医疗物资和武器弹药，这为共产党及其军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。
值得一提的是贺耀祖之所以在特务工作中采取某些行动，特别是为延安运送药品的飞机放行，这背后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他的妻子倪斐君。倪斐君出生于浙江宁波，比贺耀祖年轻23岁。
在南京康济医院担任护士长时，她与贺耀祖相识并迅速坠入爱河，次年便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抗战爆发后，倪斐君积极投身于进步事业，热心公益和妇女权利的推动。
她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这一运动的一份子。倪斐君的信念和行动深深影响了贺耀祖，促使他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给予八路军与共产党多方面的支持，甚至冒险做出让蒋介石愤怒的举动。
尽管因放行药品而遭到蒋介石的惩罚，贺耀祖仍未失去蒋的信任，迅速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兼防空司令。在这一职位上，他与共产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。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，贺耀祖不仅邀请周恩来等人到家中做客，还积极组织湖南同乡会，推动各方对话。
1945年8月28日，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应蒋介石邀请抵达重庆，准备进行和平谈判。贺耀祖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急忙前往机场迎接。他深知老蒋表面上愿意和谈，内心却另有打算，因此对毛主席、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格外重视，反复要求部下加强安保措施，以防万一。
随后，贺耀祖以湖南同乡的身份，邀请毛主席到自己的私宅共进晚餐。原本这场晚宴只计划邀请十人，结果消息不胫而走，迅速吸引了数百位湖南同乡的前来，场面热闹非凡。许多人认为，毛主席、周恩来等人的重庆之行能够顺利结束，贺耀祖的周密安排和保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，这不仅体现了贺耀祖的高瞻远瞩，也彰显了他在那个动荡时代的独特地位。
1949年初他返回湖南老家，并与程潜、唐生智等湘系元老密切联系，策划军事起义。贺耀祖的活动最终被保密局的特务侦知，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他不得不前往香港。
在香港贺耀祖与龙云、刘斐等44人联合发布了起义通电。他曾多次寻求卫立煌的支持，希望他在通电上签字，但卫立煌因思想顾虑而委婉推脱。之后杨杰从云南逃至香港，并与贺耀祖会面，却因未能见到卫立煌而未能达成目的。杨杰后来不幸遇害，贺耀祖在悲痛之余，意识到自身也处于特务的“暗杀名单”中，处境十分危险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贺耀祖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，全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，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政委兼交通部长等重要职务，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。他在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、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。
1961年7月16日，贺耀祖因病在北京去世，享年72岁。中央政府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，以表彰他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贡献。之后他被安葬于八宝山公墓，成为唯一一位安葬于此的军统人物，这一荣誉是对他生平的肯定，也象征着他在动荡岁月中为人民所作出的牺牲与奉献。
